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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作者:本站    文章来源:本站整理   文章栏目:教师书库    收藏本页

    几年前,我经过一次短暂的xi国外旅行回到英国(当时我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院长),伦敦希思罗机场的移民局官员在极其细致地查看了我的印度护照后,提出了一个从哲学角度来看颇为棘手的问题。他注视着我在入境单上所填的家庭住址(剑桥三一学院院长公寓),问该院长 我肯定与院长有着很好的关系 是不是我的一个亲密朋友。他的问题让我犹豫了片刻,

    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否称得上是我自己的朋友。思索片刻后,我得出结论,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我对待自己一向不赖。并且,即使有时我说错了什么话,像我自己这样的朋友,对自己也没有任何恶意。但由于我迟疑了片刻才给予答案,移民局官员希望知道我犹豫的原因,尤其是他想了解清楚我是否不合法地居住在英国。

    这一具体的事情最终得到了解决,但那次与移民局官员的谈话却不时提醒我,身份(identity)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当然,我们不难相信,一个事物总是等同于其自身。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曾指出,再也没有比“某物等同于其自身”这样的说法“更为绝妙但毫无用处的命题”了。但他又接着说,这种命题,尽管完全无益,但仍然“与某种想象的发挥相关”。

    当我们从“自身认同”转到“与某个特殊群体中的他人认同”(这是社会认同所最常采取的形式)这个问题上时,问题的复杂性将大大增加。确实,许多当代的政治和社会争端都与有着不同身份认同的不同群体所提出的相互对立的要求有关。因为关于自己身份的观念以各种方式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过去几年来,世界各地的暴行和暴力事件不但引发了难解的冲突,而且也导致了极度的思想混乱。全球政治对立往往被视为世界宗教和文化对立的必然结果。确实,即使不是那么明确,这个世界已日益被视作各种宗教或文化的联盟,而人们的其他身份则被完全忽视。隐含在这种思维路径之中的是这样一个古怪的假设,即可以根据某种“单一而又涵括一切的标准”来将世界上所有的人加以分类。对世界人口的这种宗教或文化分类导致了一种人类身份的“单一主义”(solitarist)认识,这种认识将人们视为仅仅属于某一单个群体(或是像现在这样根据宗教或文化区分不同人群,或是像以往那样按照民族和阶级来加以区分)。

    单一主义的认识往往容易导致对世界上几乎每一个人的误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把自己视为各种各样的群体的成员 我们属于其中的每一个。同一个人可以毫不矛盾地既是美国公民,又是来自加勒比地区,还可以拥有非洲血统;此外,还可以是一名基督徒、自由主义者、xiii女性、小说家、女权主义者、异性恋者、一个主张同性恋者有权利自行其是的人、戏剧爱好者、环保积极分子、网球迷、爵士乐弹奏家;而且坚信外层空间也有智慧生物存在,并迫切渴望与他们交流(最好是用英语)。上述的每一个群体 她同时属于这些群体 都给予她一种特殊的身份。没有一种能够算得上是该人唯一的或单一的成员资格或身份。既然我们不可避免地拥有多重身份,在每一情况下,我们必须确定,各种不同的身份对于我们的相对重要性。

    因此,对于人类生活而言,最关键的莫过于选择与推理的责任。与此相反,暴力往往孕育于这样的一种认知,即我们不可避免地属于某种所谓唯一的 并且往往是好斗的 身份,该身份可不容置疑地向我们提出极其广泛的要求(虽然有时候这些要求是那么不易接受)。通常,将某一唯一身份强加于一个人是挑拨派别对立的一个关键的“竞技”技巧。

    不幸的是,许多主观上试图制止这类暴力的良好意愿也往往因为以为关于我们的身份没有多少选择可做而遭到挫折,这严重损害了我们克服暴力的能力。如果在人类不同群体之间实现友好关系的前景主要被视为诸如“不同

    文明之间的友善共存”、“宗教之间的对话”,或者“不同社群的友好往来”(我们正日益朝这个方向前进),而忽视人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我们在为和平设计进程之前,就把人类渺小化了。

    一旦世界上的种种区别被整合简化成某一单维度的、具有支配性的分类体系 诸如按照宗教、社群、文化、民族或者文明划分并在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按照这种方法把其相关维度看做是唯一起作用的xiv,那么我们所共享的人性便受到了粗暴的挑战。这样一个单一划分的世界比我们所实际生活其中的多重而有差异的世界更具分裂性。它不仅与那种过时的,认为“我们人类大体上一样”的信念(这种观念常被不无理由地讥讽为过于幼稚)相悖,而且也与另一种较少受到关注但更为合情合理的观念相悖,即人们之间的差异是多种多样的(diverselydifferent)。在当代,实现世界和谐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人类身份多重性的更为清晰的把握,以及充分认识到,人们的这种多重身份是纷繁复杂的,并且坚决反对将人们按某一单一的、鲜明的界限来进行划分。

    确实,概念混乱,而不仅仅是恶意,很大程度上应该对我们周围所发生的骚乱与残暴承担责任。对命运的幻象(illusionofdestiny),尤其是那些宣扬这种或那种单一身份(及其相应的含义)的观念,有意无意地孕育了这个世界的暴力。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我们拥有各种不同的所属关系,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互动(不管那些煽动者或他们的困惑不安的对手是如何向我们宣传的)。我们可以对自己的事情自由决定先后轻重。

    对于我们所属关系的多样性以及对需要作出推理和选择的必要性的忽视,使我们对生活其中的世界缺乏清晰的认识,并因此把我们自己推向马修·阿诺德(MatthewArnold)在《多佛海滩》(DoverBeach)一诗中所描绘的可怕情景:

    我们犹如置身于黑暗的旷野,

    陷入混乱的进军和撤退之中,

    在那里,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混战。

    我们能够比这做得更好。

    奥斯卡·王尔德(OscarWilde)有这样一句名言:“绝大多数人都是他人。”这听起来就好像是他诸多胡言妙论之一,但不同的是,王尔德这次却合乎情理地给出了解释:“他们的思想是某个他人的意见,他们模仿他人的生活,他们最爱引用他人的话。”确实,我们受我们所认同的人们的影响是如此广泛,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正如最近在科索沃、波斯尼亚、卢旺达、东帝汶、以色列、巴勒斯坦、苏丹以及其他许多地方所看到的,那些被人有意挑起的宗派仇恨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只要略加煽动,人们对某一群体的认同感就可迅速膨胀,最终演变成残虐他人的武器。

    确实,世界上的大多数冲突与暴行都是由某一看似唯一的、没有选择的身份认同而得以持续。煽动仇恨之火总是乞灵于某种支配性身份的精神力量,似乎它可以取代一个人的所有其他关系,并以一种很自然的好战方式压倒我们通常具有的人道同情和自然恻隐之心,其结果或是朴素的原始暴力,或是在全球范围内精心策划的暴行与恐怖主义。

    事实上,全球范围内潜在冲突的一个主要根源就是如下假设,即可以根据宗教或文化对人类进行单一的划分。关于这种单一划分的支配地位的信念使得暴力在全球xvi一触即发。单一划分世界的观点不仅仅与那种认为人类大体上是一样的信念格格不入,而且也与那种较少受到关注但更为合情合理的观点,即认为我们的差异是多样的观点相悖。世界往往被视为由各类宗教(或“文明”、“文化”)组成,而忽略人们所实际拥有和重视的其他身份,诸如阶级、性别、职业、语言、科学、道德和政治。单一划分观要比多元和多种划分观更偏于对抗,而后者构成了我们所实际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这种理论上的简化主义往往可不经意地助长实际政治中的暴力。

    此外,各种试图克服这类暴力的努力也同样因为概念上的混乱而束手无策,因为它们也 明确地或隐含地 接受了单一划分观,从而排斥了其他明显能克服暴力的途径。结果是,基于宗教的暴力不是通过加强公民社会来克服(尽管这是一个显著的事实),而是通过动员各个宗教中的所谓的“温和”派领袖来劝说,指望这些宗教领袖们自己在他们的宗教内驱逐极端主义分子,并在必要时重新界定其宗教教义。一旦人际关系被视为一种单一的群体间的关系,诸如文明、宗教或种族之间的“交善”与“对话”,而完全忽视同一个人还属于其他群体(如各种经济、社会、政治或其他文化关系),那么,人类生活的大部分重要内容就消失无形了,个人被填塞入一个个“小盒子”之中。

    把人们渺小化的可怕后果就是本书的主题。我们将重新审视和评价某些广为讨论的主题,比如经济全球化、xvii政治上的多元文化主义、历史领域中的后殖民主义、社会生活中的民族性、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和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等。只有承认我们生活中关系的多样性,并且作为这个世界的共同居民而理性地思维,而不是硬把人们塞入一个个狭窄的“盒子”中,也许才有可能实现当代世界的和平。当务之急是需要清晰地认识到我们有自由确定我们事务的优先次序。与此相关,我们还要充分地认识到理性地发表意见 不管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 的地位与作用。

    本书构思于2001年11月至2002年4月期间,当时我应帕迪中心(PardeeCenter)戴维·弗罗金(DavidFromkin)教授的热情邀请,前往波士顿大学做了六次演讲。该中心致力于研究未来,当时为该系列讲座所确定的主题是“身份认同的未来”。不过,在T.S.艾略特(T.S.Eliot)的小小启发下,我后来确信“现在与过去,都存在于未来”。因此,当本书完稿之际,它不但包含有对未来的预见,而且也涉及了历史和当今世界中的身份认同。

    事实上,早在波士顿讲座之前,我曾于1998

    年11月在牛津大学就理性在身份选择中的作用做过一次公共讲演,题为“理性先于身份”。这是一次“罗马尼斯讲演”(RomanesLecture),带有正式礼仪并定期在牛津大学举行(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Gladestone)在1892年作首次演讲;托尼·布莱尔(TonyBlair)于1999年也曾登坛演说)。由于非常正式的礼仪安排,当我演讲的最后一句话话音刚落,就由身着礼服的校方人员簇拥着步出讲堂(听众还来不及提任何问题)。虽然如此,由于事后有文稿传阅,我仍然获得了许多极有教益的评论。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使用了罗马尼斯讲座的文本,并且吸取了这些评论中的洞见。

    确实,我还从由我所作的其他讲演(它们或多或少与身份认同有关)以及别人关于这些演讲所作的评论和建议中获益良多,这些讲演包括英国科学院(BritishAcademy)的2000年年度讲演、法国学院(CollegedeFrance)的特别讲演(由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主持)、东京的石坂(Ishizaka)讲演、圣保罗大教堂的一次公共讲演、曼谷瓦西拉兀(Vajiravudh)学院纪念披耶·比差努萨(PhyaPrichanusat)的讲演、孟买和德里的多拉布·塔塔(DorabTata)讲演、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中央银行作的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Williams)讲演、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的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Murray)讲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希区柯克(Hitchcock)讲演、美国哲学协会的彭罗斯(Penrose)讲演、2005年英国博物馆的英国石油公司讲演等等。此外,我还从最近七年来在世界各地访问时所作的各次发言和随后的讨论中获益,这些地方包括:阿姆赫斯特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达卡大学、东京的一桥(Hitotsubashi)大学、伊斯坦布尔的柯克(Koc)大学、圣霍利奥克学院、纽约大学、帕维亚大学、格勒诺布尔的皮埃尔·孟戴斯法兰西(PierreMendesFrance)大学、南非格雷厄姆斯敦(Grahamstown)的罗德斯大学、京都的立命馆(Ritsumeikan)大学、塔拉戈纳省的罗维拉·维尔吉利(RoviraVirgili)大学、圣克拉拉大学、克莱尔蒙特的斯克利普斯学院、圣保罗大学、里斯本理工大学、东京大学、多伦多大学、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维拉诺瓦(Villanova)大学等,当然还有哈佛大学。这些讨论对理解我所要分析的问题很有帮助。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许多有益的评论和建议,在此我需要感谢比纳·阿加瓦尔(BinaAgarwal)、乔治·阿克洛夫(GeorgeAkerlof)、萨拜娜·阿尔克(SabinaAlkire)、萨德尔·阿南德(SudhirAnand)、xix安东尼·阿皮亚(AnthonyAppiah)、霍米·巴巴(HomiBhabha)、阿基尔·比尔格拉米(AkeelBilgrami)、苏加达·伯泽(SugataBose)、陈致和(LincolnChen)、陈马撒(MarthaChen)、梅格纳德·德赛(MeghnadDesai)、安塔拉·德韦·森(AntaraDevSen)、亨利·范德(HenryFinder)、戴维·弗罗金(DavidFromkin)、前子·福田帕尔(SakikoFukuda Parr)、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亨利·路易·盖茨(HenryLouisGates)、鲁纳奇·贾汉(RounaqJahan)、阿斯马·贾汉吉尔(AsmaJahahgir)、德瓦奇·贾殷(D

    evakiJain)、艾沙·贾拉(AyeshaJalal)、阿纳尼娅·卡比尔(AnanyaKabir)、普拉蒂克·坎吉拉(PratikKanjilal)、苏尼尔·基尔纳尼(SunilKhinani)、艾伦·科尔曼(AlanKirman)、诚一近堂(SeiichiKondo)、塞巴斯蒂亚诺·马费托尼(SebastianoMaffetone)、尤格鲁·穆赫辛(JugnuMohsin)、马撒·努斯鲍姆(MarthaNussbaum)、肯萨布诺·奥伊(KenzaburoOe)、西迪基·奥斯马尼(SiddiqOsmani)、罗伯特·帕特南(RobertPutnam)、莫扎法·基齐勒巴什(MozaffarQizilbash)、理查德·帕克(RichardParker)、库马尔·拉纳(KumarRana)、英格里德·罗贝恩斯(IngridRobeyns)、爱玛·罗思柴尔德(EmmaRothschild)、卡罗尔·罗瓦讷(CarolRovane)、扎伊纳布·萨尔比(ZainabSalbi)、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Sandel)、英达纳妮·森(IndraniSen)、纳吉姆·塞蒂(NajamSethi)、拉赫曼·苏班(RehmanSobhan)、阿尔弗雷德·斯捷潘(AlfredStepan)、铃村小太郎(KotaroSuzumura)、米里亚姆·特施尔(MiriamTeschl)、沙希·塔罗尔(ShashiTharoor)和利昂·维泽尔蒂尔(LeonWieseltier)。我对圣雄甘地有关身份的思想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其孙戈帕尔·甘地(GopalGandhi)的交流,他是一名作家,现任孟加拉邦邦长(governer)。

    诺顿出版公司的编辑罗伯特·魏尔(RobertWeil)和罗比·哈林顿(RobyHarrington)对我帮助不小,包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建议。此外,我从与林恩·内斯比特(LynnNesbit)的交流中也获得教益。艾米·罗宾斯(AmyRobbins)出色地整理了我那潦草的手稿,汤姆·迈尔(TomMayer)则将各项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

    我所执教的哈佛大学的学术气氛给我以很大的支持,此外,我也得益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所提供的各种便利,尤其是在暑期的几个月中。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历史与经济研究中心也为我提供了一个高效率的研究基地。在此,我必须诚挚感谢英加·胡尔德·马尔坎(IngaHuldMarkan)为我解决了许多与研究相关的问题。感谢戴维·梅瑞克尔(DavidMericle)和罗西·沃恩(RosieVaughan)为我所作的研究助理工作。在研究所需的资金方面,xx我非常感谢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梅隆基金会所联合提供的资助。

    最后,还必须感谢参加由日本政府于2005年7月在东京举办的世界文明论坛的各国与会者,我有幸主持了该论坛。我从与他们的许多讨论中获益匪浅。此外,我也从2004年在都灵举办的、由彼罗·巴塞蒂(PieroBassetti)主持的全球性与本土性研讨会和2005年在克里特岛伊腊克林举办的、由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Papandreou)主持的以世界民主为主题的西米研讨会(SymiSymposium)中学到了许多东西。

    尽管当前公众对全球暴力的兴趣与讨论是由许多极其悲惨和令人不安的事件所引起,但这些事情能够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注,毕竟是件好事。由于多年来我一直竭尽全力地呼吁在构造全球公民社会的过程中应多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区别于各国政府及其同盟常采用的军事行动和外交策略),因此,我为这种公众关注和参与由衷地感到鼓舞。这也许使我成为

    一个乐观主义者,但结局也的确更多地取决于我们如何起而应对我们所将面临的挑战。

    阿马蒂亚·森

    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2005年10月

    非洲裔美国作家兰斯顿·1休斯(LangstonHughes)在其1940年发表的自传《大海》(TheBigSea)中,如此描述当他离开纽约前往非洲时的兴奋